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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時間:2019-06-24 11:06:51來源:搜狐點擊量:14541

 一個女人,穿件翠綠翠綠的毛衣,露一截黃貢鍛小碎花的襯衣領子,踩雙大頭水兵皮鞋,大搖大擺篤篤定定向這邊走來。她用一笑自我介紹,眼角有細細的皺紋堆起,因為皮膚底子好,又有份自信在,終歸是好看的。

年輕時,她是美的。用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話說,“圓圓臉上有一雙亮晶晶的圓眼睛”。皮膚像剝了殼的白煮蛋,幼滑、透明,走在淮海路上總招人回頭。幾十年后有一天,她在紐約街頭看到一位上了年紀的女人,身板筆直,一頭白發,臉上有皺紋,卻那樣搶眼。“我都走過去了,一會兒回頭,一會兒回頭,舍不得不看。”

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彭小蓮。

大大方方老去,女人依然可以動人,若隨隨便便放棄對自己的要求,那是罪過。自由人彭小蓮過著一種相當自律、勤奮的生活,每天鐵板釘釘有閱讀、寫作或者看片、剪片的時間,每周去游泳館4次,一旦飲食過量,會深深自責并加以改正。她在為下一部電影積聚能量,也是為自己能夠依舊挺拔地走在馬路上。

好多年沒有正經拍照片了。她細心選定了市中心難得的一塊綠地。作為一個上海人,一個拍出過“上海三部曲”的導演,城中哪只角還有些韻致,她心里有數。

拍照那天,平時隨意的彭小蓮居然請經常搭檔的劇組化妝師打理了面孔,額頭上還生出幾縷可疑的劉海,像是從前小姑娘隔夜里用火鉗燙卷的。然后,一抹羊絨衫的水紅,從男性化的棉外套里露出來。

一個正宗上海女人。聽她說說羊絨衫的事吧:“原價120多(美金),打折,24塊9毛9,想想都便宜,一口氣買6件,送人!”

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彭小蓮執導的《上海倫巴》劇照。

窮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

一位長輩描述過片場工作狀態的彭小蓮,“她那個嗓門,簡直是咆哮。”不僅咆哮,還有國罵。一個導演,也許可以有一百種方法鎮住大場面,這是最直接的一種。

“我喜歡聰明人。最怕劇組里有笨笨的老實人,你向他發火都覺得沒底氣。”

有次給大學生做講座,她一手拿瓶礦泉水,一手抱罐薯片,大講如今大學怎樣爛、怎樣擴招收了許多錢,又對學生不負責任,導致現在的小孩子素質都差得要死——這些“小孩子”聽著聽著,使勁鼓掌。

彭小蓮“吃相難看”,莫非是被流浪藝術家云集的紐約格林威治村“帶壞”的?不不,她說,3歲看到老,她從小就那樣——當父親繪聲繪色講完童話故事、小姑娘本該天真一下的時候,她指著書上的插圖說:“這個公主一點也不美麗!”她還會跟男孩子打架。

她說自己散漫、沒有教養、坐立不安、肆無忌憚(一定有長輩這樣教訓過她),骨子里有一種不安的東西在蕩來蕩去。

與“文革”相伴的青春期給她的另一份禮物是:不肯按規范生活,又沒有足夠勇氣承擔后果,結果就是那樣一副一臉“夾生”的樣子。

流浪的、窮困潦倒的藝術家形象塞滿了她的整個青春,讓她吃夠了苦頭。她最好的女友最終嫁人的造型,依然是把麻袋片般的布料胡亂披在身上,剪著朋克一樣的短發。每次,彭小蓮望著她,望著一個活生生的窮人仍然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活,心里就踏實了許多。

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是小川紳介。因為深深懂得農民對土地的感情,這個農民一樣壯實的導演,從1968年起開始拍攝成田機場建設強征土地而農民自發對抗的系列紀錄片,同時紀錄正在消亡的村落和漸漸消失的傳統。6年后,紀錄片一問世,震驚了電影界。

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小川紳介。

1988年認識小川后,彭小蓮慢慢接觸到他那瀕臨解散的團隊。那是一個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公有制小集體,卻在現實面前矛盾重重。在小川工作室,彭小蓮吃著只蓋一片薄鰻魚、沒有任何別的菜的工作餐,再次明白:為了理想,確實有人會選擇極度貧困。

回到中國,她成了“簽約導演”。意思是沒有單位,接一單活,拿一份錢。她從不羨慕那些有固定收入的人。她沒什么計劃,也不想掙錢的事,寧愿手頭緊一點。

“一集5萬,那30集也有100多萬,有時候想想沖著錢去吧……那我至少得看兩套同類型的電視劇吧,可我家電視機也沒有。一想到那種痛苦,算了算了!”如果有人苦口婆心勸她,她會跳起來:“講過了呀!不拍就是不拍!”

“我想過的,放棄比堅持還要痛苦。也就是說,如果我撅著屁股去拍那些沒意思的電視劇(有意思的一直沒碰到過),去做所有不快樂但可以很快來錢的事情,我會比沒錢更難過!有時候也給朋友幫幫忙,不拿錢,但是我跟他們講清楚的,那是因為我想干,我有樂趣。”

世道已經讓人難有真正的快樂了,那就盡量給自己找點樂子吧——這是彭小蓮的邏輯。概括這世道,她斬釘截鐵、言簡意賅:“一泡污(滬語,屎)一樣!”

寫不出來和不記得了

彭小蓮的父親彭柏山,早年寫詩寫小說,經胡風介紹與魯迅通信,有師生之誼。1934年在“左聯”入黨,1938年投筆從戎,成為新四軍24軍副政委、皮定鈞司令的親密戰友。1953年接替夏衍,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。

作為1955年欽點的“胡風分子”,彭柏山的后半生在審查、監禁、批斗中度過。1968年4月,他被革他命的人一棍子一棍子地打死了。3個月后,接到通知去收尸的女兒在福爾馬林藥水里,看到徹底變形的父親。

30年后,當彭小蓮為父母寫《他們的故事》而不得不復述這個場景時,她不斷寫著、改著,最終是用一片紙、不到200個字夾在書稿里交給出版社的:“我從來沒有在文章里、在朋友面前描述過這個場面。現在,我還是寫不了這些。我想等夏天過去以后,等我再強大一些,我再試著,把它寫出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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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小蓮與母親。

彭小蓮的母親朱微明,曾是新四軍《前鋒報》總編、王蕓生親自招進《大公報》的記者,解放后在上譯廠參與翻譯過70多部蘇聯電影。1955年她是“反革命家屬”,1966年她是“大叛徒”。她獨自拉扯5個孩子,彭小蓮是最小的女兒。

1969年,朱微明還關在隔離室,孩子們陸續被發往江蘇南京、甘肅天水、上海奉賢、云南和江西。一家人,就這樣散了。

江西插隊9年,彭小蓮顯得既沒有委屈要訴,也沒有傷痕要舔,除了幾張泛黃的照片留下來,她“什么都不記得了”。一起下鄉的女伴倒還沒忘,一群人夜里去偷南瓜,那個掉進糞池里的“窩囊廢”就是她。

其實,她早把那些細碎的、荒誕的,或刺激、或悲慟的人和事,悄悄埋布在她的小說或電影里了。譬如,夜里在小隊倉庫值班,老鼠從肩頭爬過,她動都不動,因為白天干活太累。譬如,在逃票的旅途上,遭遇女警搜身,連人帶包被甩出火車車廂。放聲大哭嗎?不,設法蹭上下一趟。

彭小蓮不屬于被“到農村廣闊天地去”感召的那一群,而是被一刀切政策趕出上海的。那個小村子讓上海知青開了眼:“曉得鄉下窮,沒想到這么個窮法!”因為潮濕,睡的木板床床腳常能長出小蘑菇。她得了關節炎。

母親在她的毛衣袖口裝了一圈松緊帶,下田勞動時好箍緊一點、暖和一點。而她那時,成天只想著怎樣偷懶、少干活,常常瘸著腿走路。

插隊的最后兩年,她被公社小分隊留了下來,不必再下田干活。《林海雪原》是常演的一出,不知哪個聰明人想出個點子,用裝尿素的化肥袋子為楊子榮做了一件白披風,于是,這出戲煞是好看——

鑼鼓敲得人頭昏腦脹,楊子榮披著尿素袋子在農家飯桌搭成的舞臺中央揮著手臂,一群裹著尿素袋子的人沖上臺去,有的轉圈,有的翻筋斗,彭小蓮只須混在人群中,從舞臺這頭跑到那頭,再原路折回,同時將那些飯桌跺得咚咚響。這時候,她腿不瘸了,關節炎也好了一大半。

再后來,她獲得了報考大學的機會。出版人肖關鴻說,插隊時,彭小蓮差一點被選去演一部樣板戲,因為出身問題被淘汰。1978年,她考取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。肖關鴻說,這樣的情節符合她的性格。

回滬前,彭小蓮望著湛藍的天空、禿山上的兩株老樟樹、河邊用棒槌敲打著衣服的農婦,忽然淚流滿面:9年,就這么過去了?在這里瞎混了些什么?

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《那些說不出的慌張》,李宗陶著,三輝圖書 | 商務印書館 2015年10月版

“我們連自己的思想都沒有”

淮海路還是那條淮海路,只是隨著時間流逝不斷變幻內容。

在她小時候,那是一條優雅的闊馬路,穿過一片法國梧桐就是母親所在的上海市電影局,上海電影譯制廠的主管單位。

12歲,這條馬路突然變得像舞臺一樣,隨便哪個角落都有小分隊演出,有人在糊標語,有高音喇叭和蒼蠅一樣四處亂竄的少年。布店不賣布了,食品店也不賣吃的了,櫥窗里全是領袖巨幅肖像,柜臺里擺滿領袖著作和印有他頭像的徽章。

后來不對了,彭小蓮常常看到污泥和小石塊在空中“嗖嗖”地飛,有一天,它們準準地打在……打在母親的太陽穴上。

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15歲,母親被關起來了,哥哥姐姐要么被抓,要么發配外地,彭小蓮敢跟男孩子一起走在馬路上,昂首挺胸,說說笑笑。在有些人眼里,那就是女流氓了。

25歲,當返城知青彭小蓮重新走在淮海路上,看見樹干或電線桿上貼著許多小條子:對調——某地調上海,或者調換房子。母親執意要她扶著,在這條路上,來來回回地,散步。之前,退休的母親已經到原單位去過了,逢人便講:“你知道嗎?我女兒考上大學了!”

如今,在從前電影局的位置聳著兩家國際品牌旗艦店,常賣限量版貨品。三樓是一個club,京城出版人張立憲在此會友,看了看價目表說,“咱們來幾盎司啤酒。”

“就昨天,跟女朋友逛街,櫥窗里甩到一眼,一根圍巾顏色真舒服。進去一看4000多,還有一只包么3萬2。我朋友就講,人,不要有那么多欲望,回家吧,一張碟一本書,日子也能過充實的。”彭小蓮說。

今天的淮海路是誰的?這種戇問題,她是懶得去想了。

不要說淮海路,就是家門前這條小馬路,幾十年里好像也沒有停歇過。早些年紅衛兵在這里沖進殺出、燒線裝書、打老年人,火光映紅了每家的窗簾。

后來,一些門面房悄悄改頭換面,改成店面了。再后來霓紅燈裝起來了,也是紅艷艷的。

1990年代初,彭小蓮剛從美國回來,她的英文在家門口新開的酒吧前派了用場。有個外國胖子摟著中國女孩占了整個人行道,彭小蓮推著自行車過不去,用英語說“你讓開”。正因語言不通談不攏價錢的外國男人抓到了救命稻草,請求中介,彭小蓮要求支付翻譯費,胖子說“No”。

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彭小蓮年輕時照片。

“No what? There is no free lunch. Fuck you!”彭小蓮推開胖子,從“中外交流”中間走過去了。

除了震耳欲聾的音樂,另一樁煩心事是深夜云集的出租司機神出鬼沒的方便。假如院門沒有關緊,彭小蓮很有可能踩著一坨大便,一腳高一腳低地爬樓梯。

“啊喲,踩到黃金啦,恭喜發財。”鄰居,是派這種用場的。

這些馬路跟人一樣,都在與時俱進。一個時代換一副樣貌,但好像都長不了。凝聚很難,離散,倒像是一夜間就能完成。彭小蓮呷一口咖啡:“與時俱進是個好東西嗎?切!”

1991年,彭小蓮跑到東京,為她的論文、紀錄片《我的日本夢》收集素材。她想解決的疑問也攤給了小川紳介:在父輩的年代,日本人用槍炮都沒有占領中國的消費市場和廉價勞動力,為什么現在,他們全得到了?

她第一個訪問的,是從少女時代一起走過來的閨中密友阿橘,當時正跟丈夫住在東京6平米的出租房里,靠打3份工維持上學,功課是半夜里一邊打瞌睡一邊做的。阿橘后來考取東京大學研究院時,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向她鞠了一躬。

阿橘聽了她的愛國主義主題怒不可遏:“你是個什么東西,有什么資格來給日本留學生做結論?你在美國拿著獎學金,你打過工嗎?你知道什么是真實的生活嗎?你有什么資格說風涼話?還要寫篇深刻的論文,你給我省省吧!”

雙方嗓門越來越大,最后都變成咆哮:“我操你媽!”

她們的友誼,好比潮水和沙灘,是在不斷的沖擊和拍打中加深的,但還是有措手不及的時刻。

她又訪問了一個在日本做男妓的上海青年。他是“文革”時出生的,但不知劉少奇是誰。19歲到了日本,發現這一行錢來得快,又“不吃虧”,所以停不下來。不過5年光景,一個看上去健健康康的年輕人,聊到最后只是反復說著:“沒意思,一點意思沒有。”

在東京的大太陽底下騎著自行車采訪,彭小蓮像在沙漠中穿行。她常常在訪問中失掉了主題,為闖入陌生人的命運而尷尬,要么,傻傻地跟著被訪者一起哭泣。她常常覺得,時代慌亂得,令整個胸腔都掛不住那顆心。

她把這個故事告訴了小川。小川說:“孩子給社會毀了。”

沉默很久小川問她:“毛澤東還是給了年輕人一些理想主義的東西,你說對嗎?為什么要全盤否定呢?為什么不把有價值的東西留下來?”

“我們什么都沒有,連自己的思想都沒有。我們用什么來判斷哪些是有價值的?”她說。

把空氣也拍到電影里去

彭小蓮在北電導演系78級的那個班有29個人,其中包括:陳凱歌、田壯壯、吳子牛、夏剛、張建亞、金韜、張軍釗、李少紅、胡玫……

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學的是非,她多半會替他們講話:“《無極》很爛么?但你要相信,陳凱歌開拍的時候,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!”

有一年陳凱歌在某地參加新片首映式,有人打電話給彭小蓮:“快看電視,快看電視,觀眾正在起哄要他們(陳凱歌與陳紅)接吻呢!”彭小蓮嘆口氣:“做導演都做到這個份上了!”

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語“陳凱歌、張藝謀、田壯壯的同學”,她一定會說:“辛酸辛酸,活在別人身上了。做了那么多年導演,還要去沾別人的光。”

“別人”中不乏與時俱進者。每次參加電影節,看到這位或那位老同學,走在紅地毯上,襯衫如雪,皮鞋如鏡,頸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結,身邊總有記者環繞。她會在心里“哦”一聲:某某某現在是這個樣子了。

她的根基在上海,而中國電影的重鎮早已北移。“這把年紀我是漂不動了,做自己想做的吧。”但真是很難,好劇本難找,投資難拉,說話算數的制片人也難碰上。

她寫過一個不錯的本子,幾乎談妥,前后耗時兩年,最后黃了,“北京人,你知道的呀。”

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濃郁的故事片,有別于王家衛那種在香港擱淺的上海記憶,都不怎么出名。

一部一部重看她的電影,會找到那種專屬于女性的細部處理能力,和語調。那些滬語,不僅僅是從房東太太或者麻將搭子嘴里有腔有調地念出來的,而是從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傳遞出來的。譬如,上海人在人前不揚家丑的那聲“噓”。

老演員鄭振瑤在她的兩部片子里演母親,抽香煙,會外語,精明而堅韌。香港女演員顧美華、臺灣女明星王祖賢在《美麗上海》里演一對姐妹,一個插隊回滬,不動聲色,像柔順的水草,被命運撥弄來撥弄去;一個留學歸來,言必稱美國。

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彭小蓮導演的《上海紀事》海報。

呂麗萍在《假裝沒感覺》里演一個不斷帶女兒搬回娘家的母親。她碰到的,不是有外遇的丈夫,就是連水電費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繼任老公。“大家都很難的,日子實在是過不下去了。”呂麗萍領著女兒坐上出租車,期期艾艾跟水電費老公分手,男人向車窗里伸進一只手:“實在要走,出租車錢我出。”

細心的觀眾能夠體會,這些從她電影里走出來的人物,被賦予了怎樣的生命。

她的攝影搭檔,就是在美國時的同學、臺灣人林良忠(前不久經顧長衛推薦,為蔣雯麗導演的《我們天上見》掌鏡),一個人文修養相當好的攝影師。他們對色彩、光線、畫面的調度,摻雜東方傳統文化和西方學院派的影響,投射在銀幕上,是唯美、老派的語言,有油畫般的質感。“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電影那樣粗糙。”

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,更多的不是技術上的、剪輯手法上的,而是直奔心靈和情感。所以有些觀眾,會被她平靜的敘事弄得大哭。她的電影,像是上海灘的良家婦女,耐看。

因為一些原因,《美麗上海》拍完一年多沒上映。2004年,這部片子拿下金雞獎最佳影片、最佳導演獎。好些報道都在渲染“擊敗張藝謀的《十面埋伏》”,然而,為什么要跟一部明顯走下坡路的、缺乏誠意的作品相比呢?

小川紳介向她展示過什么叫做電影人的誠意。那種貼著人群搜索的鏡頭語言,是跟農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;那個稻谷受精的畫面,是花了很長時間、在夜里、在顯微鏡下,捕捉到的。

帶著人文情感,找到不一樣的視角,捉住那些蘊含人與生活本質聯系的細節,把故事片拍出紀錄片的毛邊感,把空氣也拍到電影里去——這是彭小蓮從小川那里悟到的電影哲學。小川身體力行告訴她:好作品跟思想的誕生一樣,需要閑暇、空間和沉淀。

當然,小川也告訴過她一些別的事情:有一次去柏林電影節拿獎,被安排在豪華酒店,每晚收看電視里的色情節目到深夜,結賬時發現那是一筆巨款;后來電影節為他的收費電視埋了單。國際大導演小川,真難為情啊。

采訪26個在世“胡風分子”

小川紳介留下的文字不多,關于中國導演他寫過兩個人,一個是侯孝賢,一個是彭小蓮。小川認定彭小蓮是個好導演,并點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紀錄片的潛力。當時彭小蓮正籌備拍攝巴金的后半生(后因種種原因停機)。

小川逝世后,遺孀洋子追到上海,請彭小蓮完成丈夫的未競作《滿山紅杮》。窮得叮當響的彭小蓮硬著頭皮回到窮得叮當響的日本山形牧野村,在全方位貧困的條件下完成了這部作品。

《滿山紅杮》獲得2001年日本十佳紀錄片獎,次年在柏林電影節作特別展映;2004年3月在紐約上映時,《紐約時報》給了很高的評價。

彭小蓮再次沉浸在小川鏡頭語言的魅力中。她清楚地看到:“沒有小川他們在那里生活的8年,憑我怎樣走馬觀花,即使看見櫥窗里的東西,也抓不住它們的生命。但是,在這樣的拍攝中,我逐漸找到了一種對人、對事的觀察角度,哪怕一個物件已經被灰塵蓋滿,我也漸漸知道如何抹去那塵土,看清灰塵下物件的原形。”

借著這種能力和心底里痛徹的情感,她終于動手開拍紀錄片《紅日風暴》,紀錄跟父親一樣的“胡風分子”的命運。

1986年,已經當上導演的彭小蓮代母親去參加胡風的追悼會。會上賈植芳等先生建議她拍一部這樣的電影。“想到要重新回憶那些往事,我就覺得恐懼。我逃到紐約讀書,以為從此就可以忘記。但可能是女人的反應常常慢一拍,那些‘過去’常常在我走路的時候浮現出來,真像電影鏡頭一樣。”

1996年,母親病重,彭小蓮趕回上海。在病床前,她第一次聽母親完整講述了記憶中的那段歷史。她聯系香港城市大學的朋友魏時煜,開始尋訪當時活著的全部“胡風分子”。

“從2003年SARS開始動手,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,整整6年。”資金有限,她與合作者最后都投進了自己的錢,“等于我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養了這部紀錄片。”

26個在世“胡風分子”,10多個已逝“胡風分子”的親友,300多小時的拍攝素材,100多萬字的訪談記錄。她們收集了跨越半個多世紀的《人民日報》上400多篇與批判胡風分子有關的文章與漫畫。

她們走了大半個中國:阿垅在天津住過的新疆路、關押過“胡風分子”的北京安福胡同、上海提籃橋監獄、四川的川東監獄和川西勞改農場、胡風和妻子梅志住過的苗溪農場,全都采錄實景。

拍攝過程中,王戎、梅志、白莎、冀汸夫人殷容仙、胡征、耿庸、彭燕郊、王元化、賈植芳、何滿子、綠原,一個一個去世了。

第五代導演彭小蓮去世:理想主義的困惑仍舊無解

紀錄片《紅日風暴》劇照。

這份沉甸甸的資料,幾乎是用父親的生命和信譽換來的。年過八旬的“分子們”聽說是彭柏山的女兒來拍,尤其看過《他們的歲月》之后,二話不說接受采訪。

詩人孫鈿的妻子胡麗娟操一口寧波話,慢吞吞講出,為了帶大7個孩子,她不得不三天兩頭去賣血。一次走得太急滿臉通紅,醫生怕她身體出問題留她躺下觀察后再定;大冬天里,她開始脫衣服,脫到只剩一件小布衫,好讓自己快點冷下來面孔不再發紅,好馬上去抽血,好買米買煤……兩滴渾濁老淚慢慢積聚在老人眼里。拍攝者給了彭小蓮一個微小的鏡頭:她的兩只手握著胡麗娟的手,大拇指一下一下輕輕摩挲著老人的手背。鏡頭不能給得再多了——完成這個采訪走出孫家,彭小蓮整個面孔哭腫了。

作家王戎是接著氧氣瓶出現在鏡頭前的。他講著平反后25年的工資沒處去要,“頭發都白了,也沒辦法說理去。”講到后來,沒有言語聲,只有老人生氣了,從唇間“呼哧呼哧”喘氣的聲音。攝像機沒有停下來,一個漫長的長鏡頭。兩個月后,王戎去世了。

也有個別思前想后不愿面對往事的。當牛漢撥通電話說服舒蕪接受訪問,舒先生的聲音從電話里傳來:“我看沒有必要,因為我重新看我以前寫的東西,就覺得除了那個,好像沒什么可說的了。”

因為雇不起人整理,大部分同期聲都是彭小蓮自己聽的。她一遍遍聽這些老者的訴說,竟有些麻木: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樣的。拍完片子,她整整抑郁了一年。

今天,她還是不愿多談這部耗了她的心神,同時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細算過日子的沉重作品。

童年,父親每次短暫回家,彭小蓮就有一種驚慌:這次肯定長不了。慢慢地,她發現,人世間好像什么都長不了,沒有不死的東西,沒有永恒,而她想要。

在人群中,她常常有迷路感。在別人眼里,她像母親一樣,已經足夠堅強、足夠獨立。但她問自己:你會在獨立中萎縮嗎?于是還是坐立不安,慌慌張張四下尋望,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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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編輯 / 董華偉
審核 / 平筠
終審 / 張凱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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